我们在一个远离成都市区的幽静小区里见到了李宗利，由于到的比约定时间早很多，李宗利还在处理手头儿的工作。只见他穿着一身户外服装，肤色偏黑，脖子和手腕上挂着大颗大颗的珠串，和我们打招呼的同时还在电脑上敲打着，脸上倒有些江湖中人的严酷神情。
等到了约定访问时间，李宗利熟练得坐到一张木质茶台背后，台面上放着早就沏好的茶水，客人入座，茶壶重新接水泡茶。离开了具体的工作事宜，李宗利热情、熟稔得像个周到的主人家：笑咪咪的给客人介绍茶的品种，打量着客人快喝完了及时斟满。他自我调侃现在记性不好，总是忘事，可问题抛过去的时候总是被他稳稳接住从不冷场，聊到兴起需要双手比划时，就把手上把玩的串珠套在脖子上。
在见到本人前，想象中的李宗利就是这样一位坚毅的登山者形象
本文作者：小海
编辑：阿瑶
图片：本文照片来自自由之巅公众号及李宗利登山报告，已获授权
人生漫游
最妙的是有缘顺水推舟
很让人意外，作为国内唯一一位登顶蜀山之王贡嘎和蜀山之后幺妹峰的著名登山者，李宗利居然从小身体柔弱，他的强，是后天硬生生练出来的。
李宗利小时候身体比较瘦弱，家人想要他去练武好强身健体，恰巧当时的邻居是一名摔跤手（这名摔跤手的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为了全国赛事的摔跤冠军），父母就把他送到邻居这里学习摔跤。
从 12 岁到 25 岁，李宗利的人生里只有学习摔跤这件事。在内行人眼里，“三年武不如一年跤”，摔跤的对抗性更强，对身体素质的要求也就更高。没有不加积累就可以获得的强，十余年的高强度训练让李宗利取得了全国摔跤比赛第三名的成绩，也带给他十分具有标志性的饺子耳——练习和竞技时长期地碰撞和挤压，造成软骨骨折钙化，变得像饺子的褶皱。
从摔跤队退役之后，李宗利曾过着一种按部就班却也毫无方向的生活，在酒楼工作，去考特警，而 2006 年，一件多年后回顾起来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事情悄然发生——第一届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以下简称 CMDI）在全国范围内招生。
登山是什么，对此时的李宗利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CMDI 是要做什么教什么，也全然不知，吸引李宗利的是 CMDI 提供的“去法国“培训的机会——2005 年，出国还是一件小众、少频次的事情，而有国外经历的人被镀金的称为“海归”。说起来高级，工资有竞争力，抱着这样的目的，李宗利在川登协好友的介绍下报名了 CMDI。
CMDI，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中国登山史创新式开办的头一回。这个培训班以国际登山向导技能培训为标准，被称为“中国登山界的黄埔军校”，“中国阿式攀登的摇篮”。获选培训者需要经历两年的脱产培训，导师之一是后来被称为“民间登山教父”的康华。
想要进入 CMDI，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拥有大专文凭；30岁以下的体校内部人员；需要通过体能考核。此外，由于导师之一是外国人，最好还能会一点英语。这三个条件，运动队退役的李宗利都完美吻合。
对二十多岁运动队退役，普通家庭出身的李宗利来说，除了有机会“去法国”，CMDI 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两年脱产培训非但没有生活补助，还彻底断了找工作赚钱的可能。幸好四川登山协会会给选派人员发放一部分生活补贴，李宗利用这份补贴去交培训班的生活费，然后过上了两年以风为马，不问前程的训练生活。
从没接触过登山和相关技能培训，这次选择带给李宗利的不仅仅是生活的窘迫，还有成绩技能上的压力。可能是得益于摔跤队培养出来的坚毅性格，李宗利和岩壁、山峰死磕到底。
“所以这两年就很难熬，但你人总要经历这样一个难熬的阶段，他才能够见到光明对吧？” 2021 年，李宗利在接受采访时这么说来着，而 2006 年，他用行动代替了语言。
2008 年，培训结束了，李宗利回到了更为现实的生活里。他进入川登协工作，临近 30 岁，工资却只有每个月的一千多块钱，这一年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代颖，他想结婚了，可现实是他连养活自己都难。话好说不好听，男人可以没有梦想，但不能没有钱，未来的每一步是责任，也是重担。
谋出路
也是踏上征途
很难说，二十多岁的李宗利有多爱登山，也很难说三十多岁的李宗利有多执着于登山这一份事业，但在面临最为现实的生存窘境时，他也没有想过转身离开山峰，找一份更接地气的工作。
在 CMDI 接受了两年专业甚至称得上中国最好的登山教育后，对李宗利来说，放下这一身技能等于是明目张胆的浪费。同期同学里不是没有完全放弃从事登山相关工作回老家的人，可这是别人的选择，不会是李宗利的。
“你放下的是这个事儿（登山），你有可能放下的就是整个人生”。
李宗利并不是狂热的登山爱好者，但他是个聪明且不吝于坚持的人。选择留在登山这一行是他对 CMDI 两年培训的珍惜，也是因为他在几年的从业里目睹中国攀登事业从萌芽到崛起的过程，他看到这项事业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第二是山峰对他始终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吸引力，他在不断走向山峰的过程中找到一种近乎热爱的乐趣。但他仍把这种热爱框限在干一行爱一行的语义范围内。
“你说我有多爱这份工作吗？也没有。但是我今天还在做这份工作，我就要尽我的能力去把做好。”
有时候忠于职守，远比嘴上说的热爱来的更不容易也更值得尊重。
2011 年，李宗利和搭档孙斌完成了四姑娘山幺妹峰南壁转西南山脊新路线“解放之路”，他一战成名，完成了中国登山界的标志性攀登。一边是飞速膨胀的信心，一边是登协每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李宗利急需做出改变。
幺妹峰登顶
2013 年，李宗利创办了成都自由之巅户外运动有限公司，登山者开始向从业者转变。
这其中的身份转变并不平顺，尽管公司已经创办了很多年，但李宗利仍然认为自己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他有太多的坚持和固执，相对于商人，他更多地将自己定义在一个登山知识的教学者和登山理念撒播者的角色里。
“自由之巅”公司成员
作为登山者，中山峰对他来说不是一座多么难以攀登的山峰，他在 2017 年最开始做中山峰的活动时就可以登顶，却因为要照顾队员人为地将这个时间后推了几年。
作为服务人员，客户支付了资金要求他去保障登山的安全，他理应收钱办事，大不了大本营几日游。可他偏偏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在接待登山客人时，他根据山峰难度严格筛选符合条件的登山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拒绝很多怀抱雪山梦想的人。不以挣钱为目的的商人可真是“失败”啊，这位试图成为商人的登山者说：
即便这样，懈怠也常常发生。在公司创办的前几年里，李宗利不想做公司相关的事情，不想保持朝九晚五的工作状态，只想做一个简单的登山者，正常情况下带几个客人一个月出去登一次山。我们见到李宗利时他刚从勒多曼因回来，这趟行程加上他是三位教练，只带了三个客人。在此之前他还去过一次勒多曼因，为了一个商业活动进行考察。7 月初，李宗利带着队伍去了两次中山峰进行考察，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这座山开展了 4 年以上的工作，这两次考察使他们完成确定了一个新线路的可行性。在李宗利这里，时间以摔跤和登山划分，两者都持续里十几年之久，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漫长的时间只做好一件事的习惯，他和他的团队，用四年的时间考察一条新线路，用至少两年的时间来培训一个新教练。进入自由之巅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以不高于 5 分 30 秒的配速完成十公里跑，拥有 5.10d 以上的攀岩水平，一年以上的向导或协作的从业经验。前期投入巨量成本去培养人才，在如今这个梦想快速赚钱的时代看来似乎非常不明智，李宗利也知道这样做在商业上看来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但他培训出来的学生，和他一起站在了贡嘎之巅。李宗利的经验告诉他，未来商业登山的发展方向需要专业的登山教练，而教练是需要在关键时刻能够给登山者信心的人，在登山者无助和恐慌的时候，他需要成为登山者的寄托和依靠。而教练如何实现这种信心？专业的攀登技术，充沛的知识积累，此外别无其它捷径可走。这就是李宗利想要做成的事，他想要把自由之巅做成国内技术性攀登的标杆。2016 年，李宗利和同伴第一次尝试攀登贡嘎，冲刺顶峰前夜他们在山上遭遇了大风，风力强劲到足够把睡着的三个大男人连带着帐篷抬起来挪动了半米，如果再挪动半米，他们就会直接掉进一千米的冰川。他们三人努力在雪地上寻找可以固定帐篷的坑，哪怕是一个用尿液冲出来的坑也可以，用作固定帐篷的支撑点。为了让帐篷紧贴自己不被风吹起来，他们还将帐篷的帐杆折断，将帐篷当成一个球一样推着它往相对宽和向上的位置滚动。终于，他们止住了帐篷持续下滑的趋势，但这场大风让帐篷破了一个很大的口子，三分之二的东西被风吹走，食物和饮用水全部丢失，一名同伴还被吹走了一只高山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下撤。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在任何意义上都绝对适用。2016 年贡嘎登顶的失败对李宗利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充分吸收了失败带来的教训，重新制定了详细的贡嘎攀登计划。他们以半年的时间作为一个训练周期，分阶段进行力量、耐力和高海拔训练，在每一个阶段结束后他们以一个规定的身体指标作为训练是否达标的考核标准。还摸清了他们自己的身体状况，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行动能力最佳、什么时候体力开始衰减，并在这整个训练过程中严格监控他们的身体指标，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酒精和香烟的吸入。运动员的身体底子很好地帮他消化了如此大的训练强度，而身体也恢复到了运动员时期的状态，充满活力。又来到了 2016 年吹走他们的帐篷那个地方，两年里冰川已发生变化，这个地方与他们当年遇到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没有平坦的平台，只有 50 度左右的雪坡，他们无法再像 2016 年那样搭建帐篷。他们在原地挖出一个足够深也足够平、大概一米多深的坑用于搭起帐篷，然后用了四个冰镐以及他们身上所有的冰锥固定他们的帐篷。这是 2016 年的失败带给他们的教训，16 年的大风差一点就把他们吹落1000米深的悬崖，但这次因为是睡在挖出来的露营地，没有一点可供腾挪的空间，一旦帐篷被吹动，他们就会直接掉进 1000 米的悬崖，他们必须万无一失。而 2018 年这次登顶贡嘎，因遇大雾，在山顶拍摄的 360 度影像不够清晰，因此遭到一些对于他们是否真正登顶的质疑。对此，李宗利认为针对这一点的大部分质疑都可以不用去理会，但他仍然耐心做出了解答。GPS 海拔记录他当时处在 7490 米的位置，到了这个高度后电子设备就坏掉了，但他们在山顶上拍了 360 度的影像。大雾弥漫，画面不够清晰，但经过专业的影像分析，还是可以看到贡嘎周围的山脊线。其次，川登协将他们攀登贡嘎的影像资料发给了之前登顶过贡嘎的韩国团队，韩国团队证实他们确实登到了顶峰。从海拔 6700 米到山顶的这段路程中没有一个地方是平缓的，除了顶峰，人不可能在这段路的任何一个地方坐下来，但当时是在一个相当平稳的地方坐着拍摄了照片，这个地方只能是顶峰。
“山就在那里”，与这句话相伴而随的往往事登山风险也就在那里。李宗利曾在登山这件事上经历了两次生死考验，也曾目睹了其它登山者的死亡。于李宗利个人而言，最大的教训或事故，可能上 2013 年的博格达攀登滑坠事件。2011 年，李宗利成功登顶幺妹峰之后年少轻狂过度自信，很多话都听不进去，并且认为自己的团队足够强大，在博格达攀登过程中，他们用 7 个小时就完成了此前探路需要耗时 14 个小时才可以完成的线路，这种自信持续地向李宗利传达错误的信息。危险随之而来，他滑坠了 600 米，导致肺部挫伤，右膝韧带拉伤，左臂严重擦伤。这是山峰带给攀登者李宗利的教训。大风吹走帐篷这件事可能就属于李宗利所说的“人为的、可以被避免的”那部分风险，但仍然会让普通人读起来心惊肉跳，而长期的高山历练也逐渐让他收敛了摔跤竞技运动塑造出来争强好胜的心性。虽然山就在那里，但需要去等，等一个好天气，等一个窗口期，等时机成熟而自己也准备充足，这个等待的过程会不断让人变得平顺且温和。成功的背面从来都是近乎严苛的自我管理，长此以往，自律就会长成人格的一部分。《奥德赛》里，特洛伊战争之后，奥德修斯要回家须经过海妖塞壬的水域。塞壬歌声妖异，瓦解掉驾船者的心神，叫他们撞向冰山。奥德修斯想听听这歌声。他用蜡封住除自己外所有船员的耳朵，然后把自己锁起来，捆在桅杆上。这样无论发生什么，他的头脑都无法命令肉体做出毁灭之举——人的精神没有强大到能固定在曾达到的程度上，像钢水冷却成型，通过每日的固定练习，帮助意志力的养成和维持。多年的运动员和登山者的经历让李宗利明白，山就在那里，在你真正登上那座山之前你说的什么都没有意义，但在此之前，你需要为达到这个目标付出大量、艰苦且重复的努力。无论如何规避，登山都是一项风险系数非常高的工作，但其它人生道路也同样处处都是风险，那李宗利想还不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像人最大的恐惧来自于对未知的恐惧一样，李宗利通过努力学习知识技能、总结经验来降低未知造成的不确定性。。当然，来自自然风险的也存在，但它普遍存在并且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李宗利是中国最早一批采用阿式攀登进行登山的人之一，但在带队以及自己未来的山峰选择中，登山核心目的成了“在能够保证我们全身而退的前提下顺便登一个顶”，为了保障安全，他会采用任何手段和任何可行的攀登方式。由于此前的甘肃白银越野马拉松事件和年中的疫情反弹，户外行业陷入停滞状态，这两个月里李宗利也没闲着。他和公司的登山教练们利用公司的健身房和攀岩墙进行训练，偶尔直播分享攀登知识，上下班途中和小区保安唠唠嗑开开玩笑。要是没有疫情的话，他每个月会进山考察线路，也带几支商业队进行攀登。人永远在找一个平衡，李宗利有一条非常自洽、强大且稳固的逻辑链条。2006 年一起参加 CMDI 的同学里有人选择了安稳且舒适的生活，但李宗利觉得人生各有天命，老天爷在很早就为每个人安排了一条路，人早晚都会这条路上来，只是不同的人会面对不同情况。他觉得人总要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既然已经在这个行业了，就要尽全力手头的事情做好。即便是做商业登山，他也保持了对传统阿式攀登精神的追求，并将其贯彻进了公司的选人和培养标准。攀登者李宗利的现实生活可能就会这样平顺却不停止折腾的继续下去。我们离开时，李宗利送我们到小区门口，路上我们问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否满意，他回答了我们四个字“游刃有余”。在四十岁的年纪，在自己喜欢且擅长的领域里能做到“游刃有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和幸运。采访结束，李宗利送我们到小区门口后停住脚，和小区保安握着手互相调侃。那天下着小雨，告别之后我走了一段路又回头看他，他把伞收在手里，踮脚跨过地上的小水塘。就这么一个动作突然让我联想到他攀登时的样子，“攀登时我不要看到 10 米以外，不要想我多久登顶，我只需要看好下一步就可以了，下一个手点，下一个脚点在哪里”。攀登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算数，人生路其实也是这样。哲学家尼采在《善恶的彼岸》有一句话“命运对勇士低语：‘你无法抵御风暴’，勇士低声回应：‘我就是风暴！’”。李宗利何尝又不是这样一种勇士。
